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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執行很大程度上與地區國有經濟的總量及運行情況密切相關，國有經濟發展較好的地區，其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探索上也更加成熟。通過實地考察深圳、武漢、青島、福建、上海、北京、安徽等樣本省市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基本做法可看出，各省市在實踐中，其做法不盡相同，也存在不同的問題。( 一)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情況從各省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的情況看，由于存在各自探索時間及模式上的差異，各省市在國資收益的總量上，以及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的力度上都各不相同。《意見》頒布后，各省市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主要參照中央模式，具體實施情況如下:1.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主體主要是地方財政部門或國資委。《意見》中規定，由財政部門編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草案，國資委負責提出本單位年度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建議草案。上海、北京、安徽等省市由財政部門負責編制國資預算，但也有一些省市的國資預算是由國資委負責編制，如深圳、武漢、福建。而青島市雖然是由財政部門負責編制國資預算，但由于國資委對國有經濟的運行情況較為熟悉，具體編制工作仍是國資委負責，財政部門處于缺位狀態。2.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層次主要分為兩種，即“國資委———國有企業”的兩層次和“國資委———國有資產經營公司———國有企業”的三層次。在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層次上，深圳采取三層次的方式，而上海則采取兩層次的方式。武漢市建立了“市國資委———國有資產經營機構———企業”的兩級預算體系和三層次編制模式。北京市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主管單位是財政部門，國資委作為預算單位參與其中。青島市成立了四大投資公司，但這四大投資公司與國資委其他監管企業一樣，并沒有上下產權關系。因此，青島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編制層次實際上也是采取“國資委———國有企業”的兩層次。安徽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也是“國資委———國有企業”兩層次的預算體系。3. 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繳撥方式有所不同。從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繳撥方式看，各省市基本上都設立了國有資本收益專戶，但24.5 l在歸口管理上有所不同管理，但其資金沒有互相平衡，并沒有實現二者的互通銜接。4. 各省市的收繳比例不一。各省市在收繳比例的規定上各不相同，有些省市采取“一刀切”，即規定統一比例，有些省市則根據情況進行調整。深圳、武漢及福建都只是規定了最低征收比例，具體征收多少則由國資委視情況而定。青島、北京則采取統一比例征收的方法。上海先實行統一征收，待條件成熟之后，要分行業、分企業進行，目前也是按照20% 征收。安徽省國資收繳比例分資源性行業和競爭性行業收繳，資源性行業按10%收繳，競爭性行業按5%收繳。此外，各地方在收繳比例的高低上也不同，深圳、武漢的征收比例較高，達到30%; 青島市的征收比例最低，［3］只有5%，但從2010 年起，其征收比例提高到10%。5.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結構基本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收入主要包括: 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中國家應分得的稅后利潤; 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國家股應分得的股息、紅利; 企業國有產( 股) 權轉讓凈收入; 國有企業及國有獨資公司清算凈收益，國有控股、參股公司清算凈收益中國家股應分享的凈收益; 其他按規定應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雖然各省市的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具體內容上并無實質性區別。6.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方向主要分為資本性支出、費用性支出和其他支出。《意見》中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方向歸結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資本性支出。這是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國有企業發展要求及國家戰略和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資本性支出。二是費用性支出。用于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費用性支出。三是其他支出。該項支出的內容，為依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及不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統籌安排確定的資金，必要時可部分用于社會保障支出。資本性支出和費用性支出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的最主要內容，在其他支出項目上，各省市有所區別。福建省在支出內容上設置了擔保支出( 即經省政府批準后建立“所出資企業專項擔保資金”的支出) 和應急支出; 深圳市設置了融資支出; 福建省和武漢市沒有設置其他支出項目。( 二)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存在的共性問題各省市在實踐過程中已構建出一套適合各自特點的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設置存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但仍有一些問題是各省市在推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過程中碰到的共性問題。1． 國有企業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認識不到位。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意識不到位。由于受長期以來( 1994 年實行分稅制以來) 國企利潤不再強制性上繳的制度慣性的影響，企業對恢復收繳稅后利潤制度存在抵觸心理，更談不上形成自覺意識。企業上繳利潤意識不到位，部分企業甚至有拒繳心理，直接加大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的難度。二是國有企業對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工作的認識不到位。國有企業還未能準確認識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義，仍沿襲傳統的國有資產管理思路和方法，沒有實現國有資本出資人這一職能定位的轉變。有的企業涉足行業過多，未能通過預算管理來實行國有經濟有退有進的方針; 有的企業認為企業經營活動受外界環境影響大，預算編制的可操作性不強; 也有部分企業滿足于企業發展現狀，通過國有資本預算管理來提升經營水平的壓力和動力不足。2． 被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企業范圍較窄。目前，在我國各省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過程中，基本上僅將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納入預算范圍。如，根據《北京市國有資本收益收繳管理暫行辦法》，北京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僅限于北京市國資委及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部門所監管或所屬的國家出資企業，這就使市屬的金融類國有企業和北京市事業單位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游離于國資收益征繳范圍之外。青島市國資委實施監管的國有企業有27 戶，基本涵蓋了大型企業集團、上市公司、政府投資公司和公共基礎服務類企業，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歸屬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監管。而財政部門并沒有把這些非國資委監管的企業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這就造成了國資委監管和非監管企業之間的待遇差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的難度。__管理，但其資金沒有互相平衡，并沒有實現二者的互通銜接。4. 各省市的收繳比例不一。各省市在收繳比例的規定上各不相同，有些省市采取“一刀切”，即規定統一比例，有些省市則根據情況進行調整。深圳、武漢及福建都只是規定了最低征收比例，具體征收多少則由國資委視情況而定。青島、北京則采取統一比例征收的方法。上海先實行統一征收，待條件成熟之后，要分行業、分企業進行，目前也是按照20% 征收。安徽省國資收繳比例分資源性行業和競爭性行業收繳，資源性行業按10%收繳，競爭性行業按5%收繳。此外，各地方在收繳比例的高低上也不同，深圳、武漢的征收比例較高，達到30%; 青島市的征收比例最低，［3］只有5%，但從2010 年起，其征收比例提高到10%。5.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入結構基本上與中央保持一致。收入主要包括: 國有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中國家應分得的稅后利潤; 國有控股、參股公司中國家股應分得的股息、紅利; 企業國有產( 股) 權轉讓凈收入; 國有企業及國有獨資公司清算凈收益，國有控股、參股公司清算凈收益中國家股應分享的凈收益; 其他按規定應上繳的國有資產收益。雖然各省市的具體表述有所不同，但在具體內容上并無實質性區別。6.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方向主要分為資本性支出、費用性支出和其他支出。《意見》中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支出方向歸結為以下幾方面: 一是資本性支出。這是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調整、國有企業發展要求及國家戰略和安全等需要，安排的資本性支出。二是費用性支出。用于彌補國有企業改革成本等方面的費用性支出。三是其他支出。該項支出的內容，為依據國家宏觀經濟政策及不同時期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任務統籌安排確定的資金，必要時可部分用于社會保障支出。資本性支出和費用性支出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支出中的最主要內容，在其他支出項目上，各省市有所區別。福建省在支出內容上設置了擔保支出( 即經省政府批準后建立“所出資企業專項擔保資金”的支出) 和應急支出; 深圳市設置了融資支出; 福建省和武漢市沒有設置其他支出項目。( 二) 省域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存在的共性問題各省市在實踐過程中已構建出一套適合各自特點的制度框架，不同的制度設置存在的問題也各不相同。但仍有一些問題是各省市在推行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過程中碰到的共性問題。1． 國有企業對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認識不到位。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的意識不到位。由于受長期以來( 1994 年實行分稅制以來) 國企利潤不再強制性上繳的制度慣性的影響，企業對恢復收繳稅后利潤制度存在抵觸心理，更談不上形成自覺意識。企業上繳利潤意識不到位，部分企業甚至有拒繳心理，直接加大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的難度。二是國有企業對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工作的認識不到位。國有企業還未能準確認識開展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意義，仍沿襲傳統的國有資產管理思路和方法，沒有實現國有資本出資人這一職能定位的轉變。有的企業涉足行業過多，未能通過預算管理來實行國有經濟有退有進的方針; 有的企業認為企業經營活動受外界環境影響大，預算編制的可操作性不強; 也有部分企業滿足于企業發展現狀，通過國有資本預算管理來提升經營水平的壓力和動力不足。2． 被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企業范圍較窄。目前，在我國各省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過程中，基本上僅將國資委監管的國有企業納入預算范圍。如，根據《北京市國有資本收益收繳管理暫行辦法》，北京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范圍僅限于北京市國資委及代表市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部門所監管或所屬的國家出資企業，這就使市屬的金融類國有企業和北京市事業單位的經營性國有資產游離于國資收益征繳范圍之外。青島市國資委實施監管的國有企業有27 戶，基本涵蓋了大型企業集團、上市公司、政府投資公司和公共基礎服務類企業，但是仍有相當一部分企業歸屬其他政府部門和機構監管。而財政部門并沒有把這些非國資委監管的企業納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這就造成了國資委監管和非監管企業之間的待遇差異，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的難度。互相銜接的通道。從我國各省市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的收支范圍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公共財政預算之間缺乏互通銜接的通道。即使有些省市在其他支出中把社會保障作為其中一項內容，但是在具體執行中并沒有落實到位。國有資本的收入和支出基本上是在國資監管的結構體內循環，缺乏同公共財政預算互相銜接的通道。國有資本是全民所有，國家代表人民行使所有權。因此，國有資本的收益應是全民共享的一種收益，應惠及全民。然而，從深圳市國有資產收益的支出看，其主要是用于資本性支出、企業改革成本支出及國有資產的監管費用支出，基本上是在國有資本監管機構的內部循環，用于社會保障等民生支出方面的幾乎沒有。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同公共財政缺乏互通銜接的通道使國有資本失去反饋公共事業的路徑，有違國有資本全民所有的本質。4． 尚未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考評作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的一項重要職能，主要是對預算執行者的預算執行情況及工作業績進行考核與測評，并按其優劣給予獎懲的管理活動。然而，從目前執行的情況看，各省市還未形成剛性有效的激勵約束機制。多數省市采取將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執行情況與企業負責人業績考核相結合的方法，按經營業績考核辦法獎罰，卻沒有具體規定國有資產收益指標在業績考核中的比重。倘若比重很小，那么企業負責人仍然能夠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利潤的隱性轉移。有些省市對超額完成收益上繳任務的企業，只是按企業超額上繳收益的一定比例從未分配利潤中提取獎勵資金，而不是進行實質性地返還，激勵效力不夠直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