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尋租的定義
1. 以往學者對尋租的定義
從租金的定義可以知道，既然任何生產要素的所有者一定會追求收益最大 化，那么所謂的尋租也不過是生產要素所有者追求要素收益最大化的自然而然 的行為。由于尋租理論家要論述的對象幾乎涵蓋了全部的經濟活動，這正是尋 租缺乏統一界定的根本原因。在關于尋租理論的文獻中，尋租有多種定義。
（1）克魯格(Krueger, 1974)的尋租定義強調壟斷特權獲得后，如何最大限 度獲得租金的行為。在她的奠基文章里，她把尋租限制在對因外貿配額而產生 的對租金的追逐。克魯格認為尋租是“為了取得許可證和配額以獲得額外收益 而進行的疏通活動”，是“那種利用資源通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從而構成對他 人利益的損害大于租金獲得者收益的行為”。
（2）布坎南(Buchanan, 1980)的尋租定義著重于尋租對社會造成了損失的 結果，并且強調尋租的制度含義，認為“個人努力使機會收益最大化的非故意 結果可能是壞的，而不是好的。尋租一詞用來描述這樣一種制度背景中的經濟 行為，在那里，追求滿足私利的個人竭力使價值最大化造成了社會浪費而不是 社會剩余。”
（3）塔洛克(Tullock, 1980 )的尋租定義著重于尋租沒有給社會帶來福利的 情況下卻使尋租者個人獲得利益，認為“個人的投資事實上既不會提高生產力 水平，也不會降低生產力水平，但卻會因此而獲得特殊地位或者壟斷權力而提 高他的收入，這就是尋租。”
（4）巴格瓦蒂(Bhagwati, 1982 )將尋租稱為“直接的非生產性尋利”，把尋求壟斷、尋求關稅和尋求收入等所有這 類活動都涵蓋在這一名稱之下，得到了經濟學界的廣泛認可。直接的非生產性 尋利活動是指通過從事直接非生產性的活動而獲得利潤的方法。“直接”在于直 接產生于權力而不是借助于生產過程。“非生產性”在于這些活動產生金錢收益， 但并不生產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數中的產品與勞務，也不生產投入這些產品與勞 務生產的投入品，它不能擴大社會生產規模，所以爭奪的是既有的生產利潤。
（5）托利森(Tollison, 1987 )側重于尋租行為的零產出特征，認為“定義尋 租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定義為花費稀缺資源追求純粹財富轉移的行為”。本可用于 增加社會福利的資源卻用于從事國民收入再分配的尋租活動，實質上是一種“壟 斷性活動”或爭取政府庇護，以逃避競爭，并取得壟斷租金，這無疑是生產資 源的浪費以及社會福利的損失。
（6）陸丁(1996)將尋租活動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廣義的尋租活動是指人 類社會中非生產性的追求經濟利益活動，或者說是指那種維護既得的經濟利益 或是對既得利益進行再分配的非生產性活動。狹義的尋租活動，也是現代社會 中最多見的非生產性追求利益行為，是利用合法或者非法的手段來阻礙生產要 素在不同產業之間自由流動、自由競爭的辦法來維護或獲取既得利益。
2.本文對尋租的定義
從上述經濟學家關于尋租定義的多種解釋中，我們可以看出尋租活動包含 以下特征:(1)租金來源于供給不足而產生的差價收入。(2)尋租是一種非生 產性的尋利行為，其結果是導致社會經濟資源的浪費，并出現護租、避租活動。 (3)尋租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造成經濟資源配置的扭曲，阻止了更有效的 生產方式的實施，從而降低了全社會的經濟效率。(4)尋租與政府的管制、壟斷密切相關。(5)尋租往往是錢一權一錢的增量。由于上述經濟學家在研究和應用 領域中的差異，所以迄今為止，學術界并沒有關于尋租的統一的、權威的定義 (王妍，2005)。因此，為了本文研究的需要，筆者有必要對尋租進行定義。
由于本文的研究對象為上市公司，在借鑒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將上市 公司的尋租行為定義為:在資本市場總財富水平未改變的前提下，上市公司通 過合法或者非法的操作方式來進行財富的非公平性轉移和資源的不恰當配置， 從而對其他市場主體利益造成損害的一種非生產性尋利活動。
二 新興市場、公司尋租與投資融資行為
1. 金融約束、金融壓抑與企業融資:尋租理論的解釋
在證券市場尚不發達的新興資本市場國家，資金供應的大部分不得不依賴 于銀行部門的金融中介。所以，新興資本市場國家的政府通常采取運用低利率 或差別利率，對于骨干產業優惠分配資金的經濟發展政策。
關于政府對金融市場的干預，尤其將名義利率抑制在較低水準的措施，傳統的發展經濟學常常指責其有可能對經濟增長帶來不良效果。當政府宏觀經濟 的平穩運行與金融規制得不到保證而引起較高的通貨膨脹時，實際存款利率將 會成為負數。這一點與稱之為“金融壓抑”(financial repression)的狀況是相似 的。在金融壓抑狀態下，首先經濟整體上的儲蓄率就會降低。其次，負的存款 利率屬于從民間部門向政府部門的財富轉移(通貨膨脹征稅)，如果政府對其態 意地交易分配，企業為融資而開展的尋租活動就會盛行，生產活動亦將受到阻礙(青木昌彥、奧野正寬，2005)。與此相反，赫爾曼、穆爾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等人，將政府允許民間的銀行和企業能 夠產生租金的一系列金融政策，稱之為“金融約束”( financial restraint)而與“金 融壓抑”相區分，并認為金融約束不同于金融壓抑:前者對于金融的穩定以及 經濟增長，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周業安(1999)實證分析了中國政府的金融抑制政策對企業融資能力的影 響。結果表明，信貸市場上的利率管制、價格和數量歧視導致了部分企業通過 尋租達到過度負債，浪費了信貸資源;股票市場的行政管制則增加企業直接融 資成本，損害投資者利益，弱化企業外部治理機制。兩類市場抑制還直接阻礙 了非國有經濟的發展。
2、資本控制與企業價值:尋租理論的解釋
20世紀70年代末之前，許多國家都采用資本控制政策來阻止資本在國與國 之間的自由流動。隨著80年代歐洲經濟一體化以及國際資本市場開放度不斷增 大，許多國家的資本控制程度逐漸放松。直到90年代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 世界銀行鼓勵新興市場國家進一步資本自由化，成熟市場經濟國家通過一系列 的政治談判，使得資本管制被許多新興市場國家徹底放棄(Bhagwati, 1998 )。然 而， 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絕大部分亞洲國家又重新開始采用資 本控制政策。
Rajan與Zingales (2003)認為:通常情況下，新興資本市場的發展被視為 有助于增進發展中國家的福利。然而，對于新興市場的本土主導企業(行業領 袖)而言，他們并不要求本國發展成熟的金融體系。一般情況下，這些企業投 資項目時可以直接使用保留盈余，而無需通過外部資本市場融資。即使是在內 源融資額度不夠的情況下，它們可以通過項目進行擔保或者以其顯赫的聲譽借 貸。這種借貸并不需要發達的資本市場，初級市場即可心甘情愿地為本土主導 企業提供融資服務。由于主導企業在本土資本市場上具有無以倫比的融資特權， 因此它們更愿意享受這種壟斷租金。在不發達的資本市場中，其他人如果開辦 一個具有前途的新公司，要么只能通過該行業主導企業進行融資，要么把新公 司打包賣給主導企業。這樣一來，本土主導企業不僅可以享受租金特權，而且 還可以有效阻止潛在競爭對手的進入。一旦該國放松資本控制，國夕卜資本的蔬 入必將降低本土主導企業的租金收益。從本土主導企業的視角來看，由于放棄 資本控制導致的租金損失將會抵消市場競爭提高的生產收益。而且，資本市場 越來越民主，主導企業的種種融資特權將會逐漸喪失。在放松資本控制的過程 中，本土主導企業收益不僅是相對損失(相對于本土其他企業)，而且還是絕對 損失.
上述觀點得到了經驗數據的證實，Johnson與Milton (2003)以1997年至1998 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的馬來西亞上市公司作為研究對象，從尋租理論的角度解 釋資本控制對上市公司價值的影響:(1)在金融危機的初始階段，相對于缺乏 政治背景的一般上市公司，具有政治背景的主導上市公司的股票價格下跌得更 快、幅度更大，這是因為市場投資者預期到政府對主導公司的財政補貼將會削 減:(2)隨著1998年9月馬來西亞開始實施資本控制，具有政治背景的主導上 市公司的股票價格上漲得更快、幅度更大，這是因為市場投資者預期到政府將 會恢復對主導公司的財政補貼。
3、產權制度、融資渠道與企業投資:尋租理論的解釋 近年來，關于經濟增長與發展的文獻中涌現了兩類相對獨立的論點。第一 個論點認為:產權制度是經濟增長的前提條件，特別是對于從計劃經濟向市場 經濟轉型的國家而言.一系列跨國研究表明一國對私有產權保護的力度越弱， 那么該國的投資增長和經濟增長越慢(Knack and Keefer, 1995; Mauro, 1995; Svensson, 1998; Acemoglu et al., 2001; Claessens and Laeven, 2003 )。第二個論點認 為:金融行業的發展是一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雖然以上兩個論點并不矛盾，但是比較產權 制度與金融行業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根據這一思路，Johnson McMillan與Woodruff采用微觀企 業財務數據，以俄羅斯和波蘭等東歐轉型國家的企業作為研究對象，結果發現: 當產權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力度極弱時，尋租能力再強的企業家也不愿意輕 易擴大生產進行再投資:當產權制度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力度增強時，企業家們 會明顯的提高再投資的額度:而外部融資渠道與企業再投資之間并無顯著的相 關性。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初期，相對于金融市 場融資渠道的缺乏，產權制度對企業的再投資以及企業的成長具有更重要的影 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