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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范盈余管理變成盈余操縱

盈余管理實際上就是企業內部人為謀求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通過選擇會計政策或其他方法,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會計行為。盈余管理容易使機會主義者和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即通過借盈余管理之名,行盈余操縱之實,為其謀取私利大開方便之門。欲充分發揮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積極作用,遏制其消極影響,應防范盈余管理變成盈余操縱

  盈余管理實際上就是企業內部人(主要指財務經理)為謀求企業自身利益最大化,通過選擇會計政策或其他方法,尋求對自己有利的會計行為。其選擇的結果表現為利潤的增加或減少。

  盈余管理的主要策略上市公司的管理人員出于各種動因進行盈余管理,主要采取以下策略:一是收益平滑。即公司為塑造良好的形象,管理人員往往傾向于利用會計政策的選擇來平滑收益,給人以公司收益穩定增長、風險不大、頗有投資價值的感覺,這是一種穩健型的盈余管理策略;二是收益最大化。這種策略通常被用于管理人員為實現報酬和債務契約為目的的盈余管理。管理人員通過收益最大化獲取較高的報酬,目的是在債務契約中占據更為有利的競爭地位;三是收益最小化。這種策略一般被用于節稅或延緩納稅目的,利用會計政策的選擇,擴大當期成本列支,以減少當期收益;四是巨額沖銷。這是公司在遭受壓力或更換領導時,常采用的策略。

  上述策略的具體操作手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關聯交易根據財政部2006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36號———關聯方披露(2006)》的規定,在企業財務和經營決策中,如果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對另一方施加重大影響,以及兩方或兩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響的,構成關聯方。這里的控制,是指有權決定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并能據以從該企業的經營活動中獲取利益。所謂重大影響,是指對一個企業的財務和經營政策有參與決策的權力、但不決定這些政策。

  由于關聯交易往往發生在關聯方之間,比如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交易、一個母公司之下的兄弟企業的交易、有業務往來的同業行之間的交易,容易摻雜很多非市場因素,明目張膽的是做假賬,更多的就是運用關聯交易手段,而其所產生的收益對上市公司業績的改善或避稅等有重大影響,因此,不少企業都熱衷于在“關聯交易”上做文章。其具體表現為:

  (1)關聯購銷。低價購進、高價出售,或高價購進、低價出售等進行內部交易;或應收賬款高高掛起,無實實在在現金流入。

  (2)資產重組。通過各種資產轉換,讓原本不符合IPO條件的企業變得合格,或者原本是符合IPO條件的企業可以收獲一個很高的發行定價,以募集到更多的資金。由于當前我國對資產價值評估缺乏相應理論體系及操作規范,加之公司并購法律和財務規范不完善,地方保護主義作祟,政府干預,導致關聯交易容易摻雜很多非市場因素,致使一些企業利用關聯交易將關聯企業的所謂“優質資產”突擊塞進上市公司,使之“化腐朽為神奇”,給市場產生企業效益一流的印象,誘使投資者對其趨之若鶩。殊不知,它提供的卻是一種假象,一個大“陷阱”。

  二是會計變更會計變更包括會計政策變更、會計估計變更、會計個體變更,對公司當前損益、以前及以后各期損益均會產生重大影響。

  三是虛報收入以對開增值稅發票手法虛擬銷售收入,提前或推后確定收入,或在貨款收不回的情況下確認收入。

  四是利用虛擬資產設置利潤儲存器通過人為調節應收款項或費用攤銷期限,以達到提前或推遲確認費用的目的;或者對實物資產搞虛假盤盈,或通過對虛擬資產會計處理的損失長期掛賬即潛虧掛賬等手法進行盈余操縱。

  五是巨額沖銷有些公司新舊領導交接,新任領導上任伊始可能以巨額沖銷推卸責任,為以后年度出現更多盈余做準備;或者上市公司在連續三年虧損要摘牌的制度下,為避免摘牌,可能在連續三年中的某一年度進行巨額沖銷,以便使前后年度出現盈余。

  六是利用政府補貼和減免稅的優惠政策在上市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有些上市公司利用當地政府的巨額補貼和減免稅的優惠政策提升利潤。

  七是利用利息資本化調節盈余利用自有資金和借入資金難以界定的情況,通過人為劃定資金來源和資金用途,將用于非資本性支出的利息資本化,來蓄意調節盈余。

  八是利用非經常損益操縱利潤通過投資收益、營業外收入、大額政府補貼和調整以前年度損益四種手法,上市公司都可以在短期內調整賬面利潤,以避免業績變臉或達到再融資、保殼等目的。

  此外,“虛增收入”、“提前或延遲確認收入”、“轉移及推遲確認費用”、“多提或少提資產減值準備以調控利潤”、“對存貨計價進行調節”、“對或有負債預計的忽略與隱瞞”等,也是上市公司單獨或組合頻繁使用的通過盈余管理實施盈余操縱的會計手段。

  遏制盈余管理消極影響的對策盈余管理容易使機會主義者和不法之徒有機可乘,即通過借盈余管理之名,行盈余操縱之實,為其謀取私利大開方便之門。同時,當盈余管理變成了盈余操縱,由盈余操縱變成了市場操縱,不僅會誤導投資者和債權人根據失實的財務信息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損害投資者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而且還會導致會計監管部門不能及時防范和化解上市公司及與之相關聯的金融機構的財務風險,從而對上市公司、證券及金融市場產生不可小覷的負面影響。

  欲充分發揮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積極作用,遏制其消極影響,防范盈余管理變成盈余操縱,不妨采取以下對策:

  一是改善公司的治理結構和強化內部控制。公司治理是一套對公司進行管理和控制的制度、方法。在我國,改善公司治理的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逐步減少政府對公司行為的直接管理。而治理的核心問題就是通過改善治理結構,以及建立相應的規章制度,形成對公司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之間以及三個權力機構內部的制衡機制。

  改善治理結構,首先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長和總經理由于其職能不同,不能由一人兼任。其次,引入獨立董事和獨立監事制度,改變目前上市公司由內部人控制的狀況。同時,由董事會和監事會合議下設審計委員會或由監事會下設審計委員會,以建立健全內部控制制度和監督制度。審計委員會成員的薪酬由董事會和監事會合議確定在公司財務列支。

  二是加強會計準則和制度建設,使會計信息披露趨于規范。在制定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時,應考慮盡量縮小會計政策選擇的范圍,以進一步確立公允價值的地位,從制度上明確禁止內幕交易和自我交易以及濫用關聯交易等,從而減少內部人盈余操縱的空間。同時,注意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連貫性、一致性和前瞻性,盡可能將現有的新型業務或未來經濟改革中可能出現的新型業務,恰當地納入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規范,以保持會計制度建設的穩定性。此其一。

  其二,要加強內部控制、制定財務監察和內部稽核制度,減少會計信息的違規現象。同時,要完善社會監督體系,建立和完善以注冊會計師為主體的社會監督體系,使之與政府、財政、銀行、審計、稅務、企業等經濟監督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對企業經濟活動的再確認。對會計的再監督,會加大會計造假成本,以達到提高會計信息質量的目的。

  其三,要改進企業業績評價體系。企業業績評價體系應當注重過程的合法性、合理性和科學性,考核方案設計和業績評價指標的選擇中,應加強對會計信息產生全過程的考核,避免對于結果狀態的偏愛,以正確引導會計工作的運行,確保提供真實可靠的會計信息。

  另外,在遵循會計“及時性原則”、“相關性原則”、“可靠性原則”等有關原則的前提下,適當運用會計的“充分揭示原則”,對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作出嚴格的規范,對不規范的上市公司和相關責任人及相關中介機構,應有相應的可操作的處罰措施。同時,對會計師事務所出具保留意見后上市公司更換會計師事務所,要求在信息披露中說明更換的理由。

  三是強化對社會中介機構的有效監督和法律約束。上市公司在上市過程中或上市后在資本市場的運作過程中,常借助于社會中介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證券承銷商等)的介入,使之行為合法化。而為使其合法化行為不至于因上市公司的行為不規范及社會中介機構的行為失范而違法違規,業已成立的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等四大行業協會,就應進一步發揮橋梁紐帶作用,通過行業自律促進上市公司誠實守信、規范運作,不斷加強上市公司內控制度建設,推進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促進資本市場穩定、健康發展。同時,加強對社會中介機構的法律約束和責任追究,完善社會中介機構的法律法規體系,加強行業規范和行業監督,以通過行業自律和行政監管良性互補和有機互動,降低市場監管成本,提高市場監管效率。

  四是完善獨立董事制,創造條件使獨立董事盡職盡責,履行好為上市公司把關的職責。為使獨立董事既要“獨立”也要“懂事”,真正成為對公司事務作出獨立判斷的董事,建議其酬金一律由上市公司提交給類似獨立董事管委會這樣的機構統一發放,各省市可成立與此相應的分會機構,負責獨董的監督、管理工作(其管委會的管理費用理應由上市公司支付)。此其一。建議獨立董事聘任制引入競爭機制。對獨董實施問責制。即當其違反相關法律法規和制度,或者執業水平不能夠讓上市公司、投資者、市場和監督部門滿意時,就必須受到應有的處罰,如公開譴責、處以罰金、市場禁入等等。因其失職、瀆職而構成犯罪的,必須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獨董不是身份,是責任,失責就該被問責。

  五是建立上市公司中報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季報審閱制度。筆者建議由審計年報的注冊會計師對被審計的上市公司中報或季報,實行僅次于詳細審計年報的審閱制度,并盡快用法規形式,將注冊會計師的法律責任予以明確,以保證上市公司中報和創業板上市公司季報及其信息披露的真實性。

  六是改革現行的新股發行、配股、中介交易制度。新股發行應以發行股數和募集資金總額為雙重控制標準,這樣有利于控制資本市場直接融資規模,有利于遏制新股“三高”現象,避免和削弱上市公司和證券承銷商為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對上市公司過度包裝通過造假而任意提高發行價所產生的利益驅動。

  建立綜合的配股評價標準。上市公司配股必須在當年實施分紅的基礎上,不僅考慮凈資產收益,還應以資產負債率、經營活動現金流量占利潤總額比率、主營業務利潤占利潤總額比率等項指標為評價標準,同時還要考評公司以上指標體系是否高于市場均值和行業內的先進性、配股資金的投資項目審查等因素,進行配股資格的認定。

  改革現行的摘牌和暫停上市制度。上市公司摘牌也要考慮該公司在市場上是否有多次違法違規行為以及嚴重資不抵債等因素。暫停上市即退市標準可將連續虧損退市法則,即連續三年虧損暫停交易并給予半年寬限期改為“資不抵債”退市法則,即凡是凈資產連續三年為負數的上市公司暫停交易,并給予半年寬限期。由于當前A股退市制度只設計了“連續虧損退市法則”,完全沒有凈資產要求,而其退市所采用的凈利潤指標只是一個短期流量指標,很容易通過“報表重組”玩弄“扭虧為盈”的小花,招規避退市風險。相比之下,由于凈資產是一個長期存量指標,不容易被人為短期操縱,因此,引入“資不抵債”退市法則,可以有效地遏制上市公司進行巨額沖銷或潛虧掛賬的盈余操縱。

  七是加大盈余操縱違法違規行為的懲處力度。對通過關聯交易、會計變更、虛報收入、巨額沖銷、利用虛擬資產設置利潤儲存器等手法,借盈余管理之名,行盈余操縱之實,牟取不法收益者,都要全面追究造假公司、原公司高管、保薦機構、審計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相關責任人的責任,不僅予以經濟上的重罰,使其違法違規成本大大高于其收益,而且構成犯罪的還將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同時,還對發行人和保薦人的虛假陳述與言過其實的過度包裝,開通索賠的快速通道,使因受其誤導而蒙受較大經濟損失的投資大眾,通過集體訴訟的形式得到應有的賠償,從而迫使發行人和保薦人不敢弄虛作假,不敢不講誠信,把造假之類的違法違規行為的發生率降至最低。

  八是注重法規制度建設的經濟后果。根據經濟后果學說,任何經濟法法規和公司制度的制定及其具體實施,都會影響社會財富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分配。在上市公司有關法規、制度建設中,既要考慮機構程序、規則的建設,又要考慮實施中的經濟后果,這就需要審時度勢、權衡利弊、趨利避弊、擇善而從,以體現社會公平和效率、效益原則。(作者系南京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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