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會計信息披露博弈
在資本市場上投資者是會計信息的需求者,企業管理當局是會計信息的供給者。由于企業所有權的分享狀態使會計信息變成了“準公共物品”,于是存在會計信息的“公共領域”,由管理當局和投資者之于會計信息產權的博弈必然會影響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從而引起對資本市場供求的變化。在業已形成的資本市場中,資本的初始稟賦性質也能夠對產權界定起到影響。如果初始稟賦為供給大于需求則需求方具有優勢地位,掌握先行優勢;反之,若供給小于需求則供給方會具有優勢地位。這兩種不同的行為,依其不同的邏輯路線,可以得到不同的結論。
(一) 資本充盈時的博弈
假定資本市場上供給資金為10,資本市場包含兩個企業,兩個企業是完全同質的,資金總需求為8,依據同質假設,每個企業需求資金為4。考慮到投資者規避風險的因素,管理當局披露會計信息則可得到更高的優勢獲取資金,披露成本為0.5;企業若是保密會計信息,則在同另一企業獲取資金的博弈中處于劣勢。而由于此時資金是充盈的,即處于資本市場需求方的企業管理當局在同供給方的博弈中始終是處于優勢的,故此時博弈是就兩個企業展開的。此時博弈雙方的報酬矩陣對于企業1和企業2:(披露,披露)的報酬為(3.5,3.5);(披露,保密)的報酬為(3.5,4);(保密,披露)的報酬為(4,3.5);(保密,保密)的報酬為(4,4).根據嚴格剔除下策法則,我們即可得到(4,4)即(保密,保密)戰略為博弈唯一的納什均衡。也就是說,在初始資本供給大于需求的時候企業管理當局普遍擁有優勢地位,博弈的結果是向投資者保密會計信息。
(二) 資本稀缺時的博弈
假設資本市場供給為8,資本市場仍包含兩個完全同質的企業,資本市場中需求總量為10,每個企業需求為5,管理當局的披露成本為0.5。利用報酬矩陣表示管理當局的博弈結果對于企業1和企業2:(披露,披露)的報酬為(3.5,3.5);(披露,保密)報酬為(4.5,0);(保密,披露)的報酬為(0,4.5);(保密,保密)報酬為(4,4)。可見此時的納什均衡為(3.5,3.5)即(披露,披露)戰略,表現出明顯的囚徒困境模型。一次博弈前提下個體理性導致集體非理性,此時管理當局在不合作博弈中會主動讓出會計信息產權,從而使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給投資者。
此結論說明了資本市場若完全由供需雙方組成時,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并非完全無效,產權經濟理論中剩余所有權與剩余控制權完全耦合時企業能夠達到效率最大化。企業是否在市場機制和籌資壓力下披露會計信息,取決于市場中籌集資金的企業數目的多少和籌資的頻率。
“一次博弈”行為并不是最優假設,當資本市場上供求行為是多次時(保密,保密)戰略成為博弈精練均衡。在這個均衡下產權經濟理論所謂的剩余所有權與剩余控制權不能完全耦合,會計信息產權重新被管理當局占有,資本市場達到均衡時企業是處于“低效率”狀態的。
二、會計信息監督博弈
上文分析說明了會計信息披露管制的必要性,但并不說明管制行為結束便能保證資本市場與企業的有效運行。原因在于以上結果只討論到會計信息的披露管制而沒有涉及其監督事宜。由于會計信息一旦公布,就具有了“公共物品”的性質,其負外部性如虛假會計信息等問題也隨之顯現,而會計信息產權并未進一步界定,于是管理當局有利用現有的會計政策或法規僅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披露有利于企業的會計信息的動機,在完全沒有監督的狀態下,管理當局甚至可能傳遞虛假會計信息進行舞弊。此時,“公共領域”仍然存在,會計信息產權的界定是無效的。在此,筆者抽象出兩組博弈模型:一組是企業管理當局與投資者之間的博弈——雙方針對作假和監督與否展開博弈;另一組則是在投資者內部,即每一個投資者對企業管理當局進行監督動機的博弈,從而使博弈過程得到完善。
(一)管理當局與投資者之間的博弈
這里我們用字母來表示更一般的情形。現作如下假定:(1)企業當年可分配的總利潤為a,分配給投資者的利潤為a1,分配給管理當局的利潤為a2,即a=a1 a2;(2)若投資者選擇監督,其成本為b且固定不變;(3)若管理當局選擇作假,即通過各種方式攫取本應由投資者獲得的利潤,其收入為d,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投資者只能獲得剩下的利潤a-a2-d=a1-d;(4)管理當局作弊的成本為c,即他作弊后被投資者發現時,將會被扣除c的收入,同時,此部分將歸投資者所有;(5)作弊本身沒有成本,其成本僅體現在(4)中。根據以上假定我們可列出企業和投資者雙方的報酬矩陣對企業和投資者:(作假,監督)的報酬為(a1-c,a1-b c);(作假,不監督)的報酬為(a2 d,a1-d);(不作假,監督)的報酬為(a2,a1-b);(不作假,不監督)的報酬為(a2,a1)。此種博弈模型中,當b-c≥d即b≥d c時博弈將會得到唯一的納什均衡(作假,不監督),說明了監督成本b超過了企業管理當局作假的收益d和機會成本c之和時投資者會選擇不監督戰略,而此時企業管理當局能夠意識到這種境況于是選擇作弊。此時信息失真想象是必然發生的,管制的披露要求也實質上失效了。也就是說,當監督成本過高時管制行為是不充分的,管理當局掌握了實質上的會計信息產權,博弈均衡回到管制前狀態。當b
(二)投資者內部的博弈
拋開管理者當局,我們重點評述投資者之間的博弈以及它們之間的博弈結果對會計信息產權界定的影響,旨在補充說明以上結論的正確性。我們構建一個非完全信息靜態博弈模型。現假設:(1)有兩個投資者(分別以1、2表示),同時決定是否對會計信息進行監督;(2)如果其中一人監督,則未監督方將得到單位為1的利益監督方得到的利益為1-監督成本;(3)如果雙方都不監督,則每人收益為0;(4)由于監督成本的存在,第i人監督需要的成本為θi(i=1,2);(5)θ∈[c,d],(c<1
由于引進概率假設,我們可令Pj為j進行監督的概率,那么對于投資者i的最優戰略便可轉化為:只有j不監督時,投資者i才考慮監督與否。倘若j按照(1-Pj)的概率不監督,則投資者i的收益為1*(1-Pj),(此時需滿足條件1*(1-Pj)>θi)。此分析同樣適用于投資者j。由于信息不完全,我們可以認定Pj=P(θj*)根據利益最大化的一階條件,得出θj*=1-P(θj*),再根據不動點原理我們可得到如下結論:θi*=θj*=θ*=1-P(θj*)。具體而言,如果將P(θ)定義為在[0,2]上的均勻分布,可得出θ*=1-θ*/2,推出θ*=2/3。(這里2/3即為不動點或均衡分割點)。當2/3≤θ1≤2,2/3≤θ2≤2時博弈體現為囚徒困境,雙方均不進行監督;當0≤θ1≤2/3,0≤θ2≤2/3時博弈體現為斗雞博弈,投資者1、2有一方監督而另一方不監督但不能確定由誰監督;當2/3≤θ1≤2,0≤θ2≤2/3時博弈表現為智豬博弈,此時投資者1為“大豬”進行監督,投資者2為“小豬”則坐享其成;當0≤θ1≤2/3,1≤θ2≤2時博弈同樣表現為智豬博弈,此時投資者2為“大豬”進行監督,投資者1則采取不監督戰略。不同的監督成本是導致不同博弈模型的原因,若投資者1、2的監督成本均超過不動點2/3時,模型具有囚徒困境的性質。
再來分析監督成本。對于每一個投資者來說,其監督成本θ可以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其與管理當局的交易成本g(m),二是投資者之間的交易費用f(n),n為投資者個數。我們僅考察f(n)的大小,根據常理隨著投資個數n的增加f(n)也將逐漸增加,投資者人數越多單個投資者與其他投資者接觸的成本就越高,f(n)是n的增函數。這時存在一個N,當n=N時θ=g(m) f(n)超過不動點,在這種狀態下每個投資者均可能達到超過不動點值的狀態,于是此模型完全表現為囚徒困境。資本市場的發展趨勢是投資者逐漸增多,如果考慮到如此事實我們便可得知:雖然理論上會出現三種不同的博弈模型但實際上此種博弈只能表現為囚徒困境。
以上結論證明了投資者之間的博弈結果將會回歸到囚徒困境中,于是(不監督,不監督)戰略也是資本市場上最終達到的均衡。此時“個人理性終于再次導致集體非理性”,資本市場得到的均衡并不能保證會計信息產權的有效界定,企業仍然不會成為“有效契約”,管理當局仍然掌握實質上的會計信息產權。此時分析得出的結論是:第一輪管制在沒有繼續界定會計產權的情況下失效。問題重歸于此,為處理此種失效狀態需要引入會計信息的監督機制——如審計機制,我們稱之為第二輪管制。第二輪管制對于資本市場的有效運行是必要的,且本輪管制相對于上一輪的披露管制也是十分重要而且必要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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