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實證研究經過國外大量學者不斷挖掘和開荒,至今已取得豐碩的成果,并成為當今實證會計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
國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一般動機
(一)資本市場動機
實證會計研究證實了會計信息具有信息含量的觀點。由于會計信息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這迫使管理當局產生盈余管理的行為。研究者不僅發現了管理當局為了獲得較高股票發行價進行盈余管理行為,而且還發現了管理當局為了操縱股價而進行盈余管理行為,提供了管理當局進行盈余管理的資本市場動機的證據。有的企業盈余變化很大,給人以不穩健的感覺。由于人對風險的內在恐懼感和厭惡,使得此類企業在資本市場上缺乏吸引力。而管理當局為了吸引更多的投資,往往會進行盈余管理,使利潤平滑,讓人有收益穩定且穩中有升的感覺,使投資者以為企業經營發展很穩健。大量研究表明,在出售權益、向公眾發售股票(Teoh,welch 和 wong,1998)和換股收購之前(Erickson 和 Wang,1998),公司往往利用未預期應計項目來增加報告收益。另外,上市公司為了完成盈利預測目標有很強的盈余管理動機,為了避免失去職務或受到懲罰,管理當局可能采取操縱損益之措施,使報告盈余與預期盈余相符(Ronea 和Sadan,1980)。
(二)契約成本最小化
企業可以看成是一個契約的集合,公司會計政策的選擇是契約成本最小化問題的擴展和延續。在公司與眾多的合約關系人之間,會計數據經常被用來監督和規制合約。管理者的報酬合約會使管理者具有盈余管理的動機,借款合約通常具有以犧牲貸款者的利益而取悅于股東的動機。Defond 和 Jiambalvo (1994)與 Sweeney(1994)對違反了債務契約的樣本公司進行了檢驗,前者發現臨近債務契約邊界的公司進行盈余管理的證據;而后者提供了基于借款契約的盈余管理發生頻率及其對資源配置影響的證據。大量文獻研究了經理人基于報酬契約進行盈余管理的動機。Guidry(1998)發現當盈余數字不能滿足經理們報酬契約的要求時,大型跨國公司的分部經理們就有可能采取遞延收入的做法。Healy(1985)和Holthausen 等(1995)的研究發現,設置獎金上限的公司在達到上限時,往往在編制財務報告時采用遞延收益的會計方法。DeAngelo(1988)發現在代理人考察期,現任經理會運用會計估計來增加報告盈余;Dechow 和Sloan(1991)發現公司執行總裁在任期最后幾年削減研發費用開支以增加報告盈余。
(三)政治成本因素
政治成本假設認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公司的政治成本越大,其經理人員就越可能選擇將報告收益從當期遞延至以后各期的會計程序。政治成本可能是由于公司的高盈利能力、規模較大以及一些特殊原因(如公司的出口貿易因受到外來競爭的影響而受到進口保護措施)引起的。盈余管理的政治成本動因包括行業監管和反托拉斯監管或其他監管兩方面引起的。目前,許多研究發現一些直接與會計數據掛鉤的被監管行業(如銀行、保險和公用事業)為了逃避行業監管有著管理會計數據的傾向。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研究采用特定應計項目來檢驗盈余管理,為準則制定者提供直接的證據。此外,研究者發現一些壟斷或接近壟斷的行業為了降低關注程度進行降低盈利能力的盈余管理行為。國外盈余管理實證研究主要探討了兩種形式的監管:行業監管和反托拉斯監管。大量研究表明,行業監管激發了管理財務報表數據以應對監管的動機。Watts和 Zimmerman(1978)認為易受反托拉斯監管調查或陷入其他不利政治程序的公司經理有動機進行盈余管理以使得公司呈現較高的獲利能力。尋求政府津貼或保護的經理可能有類似的動機。
(四)其他一般動機
除了以上一些使管理人員產生盈余管理動機的原因外,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影響著內部管理人的行為。如公用事業企業為了樹立為公眾服務的良好形象,會采取一定的方法使其盈利率盡可能的低;再如企業之間的交易往往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為在客戶中建立良好的信用,企業有動機粉飾財務報表。避稅也是一個明顯的盈余管理動因。 我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特殊動機
(一)發行股票動機
發行股票動機,包括取得上市資格、配股和發行新股。我國上市公司大都是通過由集團公司剝離一塊優質資產,成立一家股份公司上市的。集團公司為了最終使上市公司成為其持續不斷的“提款機”,在公司上市之前,大股東總是想方設法幫助其上市,上市后又不惜一切代價幫助其配股或在增發新股。而我國證監會對申請上市、配股和增發新股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都有嚴格的規定,以使有限的寶貴資金流向績優的上市公司。為達到上市、配股和增發新股的目的,上市公司就會在大股東的支持或配合下,借助盈余管理調整凈資產收益率,改善公司的經營業績,合法合規地“騙”得上市、配股和增發新股的資格。徐宗宇(2000)對上市公司的盈利預測情況進行過實證研究,通過比較上市公司在其招股說明書和年度報告中披露的盈利預測情況,發現招股說明書中披露的盈利預測的預測誤差大,說明上市公司在一級市場招股上市時,公司管理當局存在操縱盈余預測行為。
我國絕大多數上市公司都以配股作為上市后的最佳融資渠道(原紅旗,1999),但是配股需要有比較嚴格的條件。已有的研究發現,為了達到證監會規定的配股標準,上市公司的管理當局采取了明顯的“盈余操縱”措施,形成我國股票市場獨特的“10%現象”(蔣義宏,1998;陳小悅、肖星、過曉艷,2000)。這些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為了達到配股資格進行了盈余管理,提供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為隨著配股政策的演進而改變的證據。俞喬、杜斌、李若山(2003)驗證了我國上市公司為避免摘牌或達到配股資格而進行的大規模利潤操縱,研究顯示在我國證券市場上利潤操縱是上市公司普遍的、系統化的行為。陳小悅等(2000)發現ROE處于10%-12%的上市公司存在提高利潤的利潤操縱行為,從而證實了上市公司為迎合監管部門配股權規定的變化存在利潤操縱的行為。
(二)扭虧動機
由于上市額度有限,使得上市公司已經成為一項彌足珍貴的“殼”資源。因此,當上市公司一旦出現經營不力,產生虧損存在被戴帽的可能(ST或PT)。這不僅對股東和上市公司是莫大損失,而且對地方政府的“政績”也具有較大的不利影響。有關研究表明:為避免出現連續三年虧損而受到證券監督部門的處罰,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現虧損年度明顯地非正常調減盈余;而在扭虧為盈的年度,又明顯地存在著調整收益的盈余管理行為。薛爽(2003)研究發現虧損公司在不同的時間選擇不同的盈余管理行為。在虧損前一年為了推遲虧損的時間和由此帶來的后果,上市公司通過提高經營性應計項目或各種形式影響線下項目的交易安排來做高利潤;在虧損年度,由于虧損在所難免,公司通過調低經營性應計項目或線下項目進行巨額沖銷,為以后年度扭虧預留空間。陸建橋(1999)發現虧損上市公司在首次出現虧損年份存在明顯的調減收益的非正常會計處理,而在首次出現虧損前一年度以及扭虧年度明顯存在著調增收益的行為,證實了我國虧損上市公司存在盈余管理現象。
(三)內幕交易、操縱市場的動機
在市場較為看重上市公司的經營業績指標時,一些市場主力在利益驅動下,游說上市公司在中報、年報中低報或高報利潤。上市公司在“收益共享”的利益驅動下,往往也存在強烈的盈余管理動機。趙宇龍、王志臺(1999)以上交所上市的股票為研究對象,將公司會計盈余分解為永久盈余與暫時盈余,采用信息觀與計價觀的研究方案,考察市場能否解析上市公司會計盈余的永久盈余成份,進而探究我國證券市場是否存在功能鎖定現象并分析其形成機制。實證結果發現,我國證券市場只是機械地對名義每股收益做出價格上的反應,不能辨別 EPS中永久盈余成份的經濟含義,這意味著公司經理人員可以通過操縱公司賬面利潤達到蒙騙市場的目的。
參考文獻:
1.杜濱,李若山,俞喬.中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研究.中國金融學,2003
2.Healy, Paul M. and James M. Wahlen, 1999, A review of the earnings management literatur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standard setting, Accounting Horizon 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