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從Beaver(1966)和Altman(1968)的開創性研究發表以來,關于財務困境預測的研究持續至今已有近四十年的歷史①。在國內,自從1998年我國證券市場引入上市公司特別處理(ST)制度以來,截止2003年底被特別處理的公司累計達207家。這類陷入財務困境的ST公司數量大,行業分布廣,已引起投資者、市場監管機構和相關學者的高度關注。國內財務困境預測的研究大多選擇此類公司為財務困境樣本。國內外的學者們為什么一直熱衷于財務困境預測模型的建立?我們認為原因有兩個方面:其一,財務困境的準確預測對企業管理層和投資者可起到警示作用,無論是改變經營政策、財務結構重組,還是自愿清算都可能減少困境所招致的不應有的損失;其二,學者們在財務困境的定義、預測變量和估計模型的選擇等方面未能達成一致,不同的研究結論之間缺乏可比性。縱觀財務困境預測的現有文獻,在預測變量的選擇上基本分為四類,即會計比率類、現金流量類、市場收益類和市場收益方差類,其中最為常見的是會計比率類變量。使用會計比率類指標作為預測變量,至少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其一,會計比率的計算均基于資產負債表和損益表的項目,而這兩張報表均遵循應計制原則編制而成。不同企業之間會計政策的選擇即使不考慮盈余管理因素往往也存在差異,由此造成不同企業之間會計比率缺乏可比性。
其二,會計比率自身的局限性。會計比率的分子和分母在理論上應符合配比原則,但實踐中并非如此。以銷售利潤率為例,利潤的生成渠道不僅包括銷售收入,還包括對外投資和其他非常項目,故以利潤/銷售比率并不能充分描述利潤和銷售之間的關系。與會計比率類變量不同,現金流量類、市場收益類和市場收益方差類變量不易被管理者所操縱,具有客觀性特征。其中現金流量類指標的編制依據是現金收付制,基本不受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而且以現金流量作為財務困境的預測變量符合理財學的估價原理,即企業的價值等于預期現金流量的凈現值。另外,從“技術破產”角度來看,財務困境正是指一個企業處于經營性現金流量不足以抵償現有到期債務。國外現有文獻對現金流量在財務困境預測中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尚沒有一致的結論。本文選擇研究現金流量在財務困境預測中的信息含量,主要基于兩方面考慮:(責任編輯：會計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