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以1992—2005 年中國A 股上市公司為樣本，采用多重度量方式，包括累積應計數字變化、盈余反應好壞消息的時效性差異以及凈值相對于市值持續向下偏誤的程度等，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穩健程度進行研究。研究結果發現：自1998年起，由于會計改革與證券法的頒布實施，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穩健程度在顯著增加。結果進一步揭示，我國在會計領域推行的各項會計改革與監管措施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發揮了一定的成效。
關鍵詞：穩健性；應計數字；盈余/報酬關系；凈值/市值比率
一、引 言
隨著我國證券市場的快速發展，會計信息的披露已成為外界了解我國上市公司的重要途徑。為了消除各界對于我國A 股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的疑慮（Chen,et al，1999；Chen,et al，2004）），我國主管機構積極推動會計準則與國際標準接軌，并落實各項監管機制。學者們從各種角度研究了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穩健性的問題。Ball等(2000)以會計盈余作為變量，對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穩健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結果發現，不管是基于國內的企業會計制度還是國際會計準則所編制的會計報告，都缺乏穩健性，而李增泉等(2003)利用同樣的方法則發現，中國上市公司具有會計穩健性。趙春光(2004)則根據現金流量與應計利潤的變化，對1994—2001年間會計盈余的謹慎性進行了分析，發現在1998 年之后中國會計盈余的謹慎性比以前年度有很大提高，會計盈余謹慎性的提高主要來自于現金流量而不是應計利潤。Jia (2004)利用中國證券市場1993—2001年間的數據，對中國會計穩健性的時序變化以及中國制度背景特征是否能夠解釋會計穩健性的變化規律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結果發現：隨著中國注冊會計師訴訟風險的增加，會計穩健性增強；國有股少的公司，會計穩健性增加；銀行貸款多的公司，會計穩健程度增強。研究結果提供了會計穩健性的訴訟和契約解釋的證據。陳旭東（2006）運用basu(1997)模型，計算了中國上市公司分年度的會計穩健性以及行業特征。實證研究發現，隨著中國會計制度改革的深入，以及證券市場監管和處罰力度的強化，中國證券市場的會計穩健性在1998年后逐漸增強，2001年以后上市公司的會計具有穩健性，并且會計穩健性具有行業特征，在制造業尤其明顯。
然而，以上文獻在研究會計盈余的穩健性問題時，多以單一度量的方式進行，例如有些文獻從損益表觀點切入，認為穩健性為“會計盈余對于好（壞）消息的確認、驗證要求越不對稱，會計處理越穩健”，有些文獻從公司財務報告操縱權切入，以應計基礎與現金基礎差額的應計數字來觀察穩健程度的變化。也有部分文獻從資產負債表切入，以市值為評比標竿，認為穩健性是“權益證券凈值對其市值向下偏誤的程度”。然而Dietrich等(2003),Ball 等(2005)以及Givoly等(2006)等人在研究中發現，以會計盈余作為單一度量方式存在一定的計量問題以及結果難以類推的問題，因此建議采用多重度量的方式，以加強結果的可比較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將以多重度量的方式來研究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穩健程度的跨期變化問題，并分析定義的不同是否會導致結果存在較大的差異。
二、研究設計
（一）假說建立
在我國,對穩健性原則的關注僅是近20年的事。1992 年頒布的《企業會計準則》第一次把謹慎性作為會計核算的基本原則之一, 標志著中國會計改革向謹慎性邁出了第一步。1998 年財政部頒布的《股份制企業會計制度》，對收入的確認進行了更為嚴格的限制,財政部和證監會要求在境外上市的公司擴大資產減值的計提范圍。同時對所有的上市公司要求對應收帳款、短期投資、長期投資和存貨計提減值準備，通稱“四項計提”。 除了上述“四項計提”的強制性規范外，1998 年會計改革還發布了7 號具體的企業會計準則，包括現金流量表準則、資產負債表期后事項準則、債務重整與清算準則、收入準則、投資準則、建造合同準則、會計政策與會計估計變更準則（Haw，et al ,1999）等，希望藉此提高財務報表的穩健性。后續的會計改革中，穩健慣例仍然占據了改革的主導方向，2000 年《企業會計準則——或有事項》要求對能合理確定金額和未來很可能發生的或有損失,應在財務報表中予以反映(即計入當期損益) ,但不得確認或有收益。2000 年12 月29 日,財政部頒布《企業會計制度》，取代《股份有限公司會計制度》,《企業會計制度》進一步擴大了資產減值的計提范圍,包括對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在建工程和委托貸款計提減值準備。這進一步說明了穩健性原則在我國得到了充分運用。基于上文所述，本文預期1998年以后，我國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的穩健程度將顯著增加。
由于文獻上對于穩健性并沒有一致的操作性定義，因此，本文將采用多重度量方式來檢驗財務報告穩健程度的變化。基于文獻考察，我們以以下三種模式定義穩健性：一是應計數字的符號及幅度變化；二是盈余確認好壞消息的時效性差異；三是凈值與市值進行比較時的比率變化。上述三種度量方式中，由于應計數字受限于會計準則規范，本文進一步以累積應計數字度量，其余兩種度量方式由于涉及到好、壞消息確認的不對稱以及權益市值與賬面價值的落差程度，因此可較完整地捕捉到管理階層與審計人員對于財務報告的穩健態度。據此，建立如下三個假說：
假說1-1：1998年會計改革后中國A 股上市公司應計數字與累積應計數字顯著降低。
假說1-2：1998年會計改革后中國A 股上市公司盈余確認壞消息的時效性，相對于好消息，顯著增加。
假說1-3：1998年會計改革后中國A 股上市公司凈值/市值比率顯著降低。
（二）穩健性變量的度量
根據上文所述，本文采用以下三種模式定義財務報告的穩健性，下面分別敘述之。
1.以各期應計數字與累積應計數字的符號與變化幅度定義穩健性
本文首先以應計數字的變化定義財務報告的穩健性。在理論上，應計數字一般是指會計盈余與營業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理論界之所以以應計數字作為穩健性的代表變量，是因為會計盈余與營業現金流量之間的差額中隱含了管理階層對于財務報告的操縱權（Givoly，et al，2000）。顯然，當應計數字顯著為負時，表示管理當局采用了減少盈余的會計方法，此時會計政策相對穩健，而當應計數字顯著為正時，表示管理當局采用了增加盈余的會計方法，此時會計政策相對不穩健。因此，以應計數字作為穩健性的代表變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按照會計準則規范，應計數字一般具有返轉的特點。主要是因為各類商業交易具有跨期度量與確認的特性，本期的穩健處理可能造成未來各期盈余的不穩健結果，因此本文除了觀察各期應計數字的正（負）以推論各期財務報告的穩健（不穩健）性外，還觀察樣本公司各期累積凈利潤與其各期累積營業現金流量的差異，亦即累積應計數字，來分析財務報告穩健程度的變化。Givoly 等（2000）將累積應計數字分解為累積營業應計數字和累積非營業應計數字，前者主要來自日常營運以及銷貨增長，管理當局可操縱的空間較小；后者主要來自組織重整、資產處分、遞延收益以及資產沖銷等項目，管理當局操縱空間較大。因此，相對于前者，后者更能代表管理階層財務報告的策略。本文亦以此為依據，進一步考察樣本公司在所考察期間內各期累積非營業應計數字的變化。為進行對比，本文亦列出所有各期累積營業應計數字的變化。考慮公司規模差異，各數字均以期初總資產予以相除。依據預期，1998 年以后財務報告會趨于穩健，因此，1998 年之后的應計數字會顯著小于1998 年之前，所有公司累積應計數字，特別是所有公司累積非營業應計數字在1998年后應呈現逐年下滑的趨勢。
2.以盈余反應好壞消息的時效性差異定義穩健性
從文獻來看，以“會計盈余對各類消息反應的對稱與不對稱確認程度”來定義財務報告穩健性是學者們最為常用的一種方式，國內學者大都如此。此思想來源于Basu（1997）等人。Basu（1997）從損益表觀點出發，將穩健性定義為“會計盈余對于好（壞）消息的確認，要求嚴格（寬松）的驗證，驗證要求越不對稱，會計處理越穩健”。由于股票市場反應所有信息，因此該文以正（負）的股票報酬替代好（壞）消息，以此來研究穩健性的變化問題。依據上述穩健性定義，同期盈余與負報酬關系應顯著大于同期盈余與正報酬關系。
對于盈余與股票報酬的度量方式，學者們一般采取未經調整的原始數據或以市場平均值調整過后的數據進行分析。然而對于中國市場而言，由于政府經常對證券市場進行宏觀調控，因此我國證券市場向來有政策股市之稱。針對這種情況，本文將采用調整市場平均值后的盈余與報酬建構下列回歸模型來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穩健程度的變化：
AEPSit=α0+α1×DARit+β0ARit+β1ARit×DARit+εit（1）
其中：AEPS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調整后的每股盈余；ARit代表i公司第t期調整后的股票報酬；DARit代表調整后的股票報酬正負的虛擬變量，ARit小于零為1，否則為0；ε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誤差項。依據穩健性定義，β1度量盈余對于壞消息的增額確認程度（相對于好消息），應顯著大于0；至于(β0+β1)/β0則代表盈余對于壞/好消息確認的敏感度差異，應顯著大于1。本文預期1998 年以后財務報告會趨于穩健，因此1998 年以后的β1應顯著大于1998 年以前的β1，且1998 年以后的(β0+β1)/β0應顯著大于1998 年以前的(β0＋β1)/β0。
3.以凈值/市值比率定義穩健性
Feltham等（1995）從資產負債表觀點切入，認為穩健性是“權益凈值相對于權益市值向下偏誤的程度”。之所以以凈值與市值比率定義穩健性，主要是由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穩健會計的不對稱確認使得凈值持續低于市值；另一是遞延政策的使用也可使得凈值暫時低于市值（Beaver，et al，2000）。因此，以此定義穩健性，也在學術界得到了一定的應用。在此定義中，一般以凈值/市值比率對當期與過去各期股票報酬進行回歸的方式來研究財務報告的穩健性變化。然而必須注意的是，股票報酬對凈值/市值比率的影響一般隨著遞延期數增加而減少，考慮中國證券市場歷史較短，為了解1998 年前后轉折變化以及避免樣本數大量流失，本文參照Ryan 等（2003）等人的研究方法，將遞延期數采取四期，由此建立如下回歸模型：
BTMit=α+β0D1998+β1Rit+β2Rit-1+β3Rit-2+β4Rit-3+β5Rit-4+εit（2）
其中：BTMit代表i 公司第t 期凈值/市值比率，以期末普通股權益賬面價值除以其市值；D1998 為虛擬變量，1 代表1998年（含）會計改革后，0 代表1998年會計改革之前；Rit-k代表i 公司第t-k 期的股票報酬；εit代表i 公司第t 期誤差項。依據本研究預期，1998 年以后財務報告會趨于穩健，凈值/市值比率變小，因此應顯著為負，至于當期與前期股票報酬的估計系數代表遞延確認，因此預期符號為負。
（三）選樣標準與資料來源
本文選取1992—2005年所有在上海和深圳證交所交易的A股公司。鑒于上市公司在IPO當年的會計盈余與其他年度存在較大差異，我們剔除了當年IPO的公司、當年停牌超過1個月的公司和數據不全的公司。另外本文亦排除金融保險業公司，因其會計政策與制度有特殊的規范，與一般產業有所不同。本文數據全部取自深圳國泰安信息技術公司開發的CSMAR數據庫2006年版。
三、實證結果分析
（一）年度盈余、年度營業現金流量與年度應計數字變化
表1為在上海與深圳證券交易所發行A 股的上市公司14 年來會計盈余與營業現金流量的時間序列型態，前者代表應計基礎的獲利指標，后者代表現金基礎的獲利指標，另外考慮截面樣本公司的規模差異，本文以總資產對上述兩指標予以平均，相除后分別簡稱為ROA 與CFOA。
注：ROA=盈余/總資產；CFOA=營業現金流量/總資產。中國上市公司1998 年起才提供現金流量表，因此1998 年之前的營業現金流量依下式估計：營業現金流量＝盈余－（流動資產變動數－流動負債變動數－現金`變動數－折舊與攤銷＋未來1年到期長期負債變動數）。
由表1左半部分可以看出，中國證券市場應計基礎的虧損比率（ROA<0），雖非單調遞增但仍呈現攀升的趨勢，1998年之前明顯偏低，介于1.04%～10.24%；1998 年之后（含）虧損比率居高不下，介于10.04%～21.32%。進一步觀察ROA平均數，可以發現由1993 年的0.081 逐年下滑至2005年的0.021；ROA 中位數亦呈現相似型態，由1993 年的0.072單調遞減至2005 年的0.020。上述應計基礎指標ROA 顯示，1998 年以后我國上市公司虧損比率上升與報告盈余惡化的現象特別明顯，由于1998 年中國進行了大幅度的會計改革，因此上述現象究竟是上市公司經濟績效的實質下滑所致，還是由會計政策的影響所致，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下面我們改用CFOA進行分析。
表1右半部分為改用CFOA 度量公司績效的結果（Healy,et al，1992; Givoly，et al，2000）。由結果可知，CFOA 為負值的比率逐年減少，1998 年以后更為明顯。進一步觀察CFOA 平均數， 1998 年為轉折年度，之前CFOA 平均數均為負值但呈現改善的跡象，由于1998 年之前中國證券市場未要求上市公司提供現金流量表，該數據系估計所得，實證結果難以避免度量誤差。但在1998 年之后，上市公司提供現金流量資料，可信度提高，CFOA 平均數由負轉正且波動不大，介于0.040～0.051，顯示公司績效平穩改善，CFOA 中位數趨勢類似，同樣支持公司經濟績效在1998 年之后明顯改善且相當平穩。由表1左右對照可發現，全體樣本ROA 與CFOA 趨勢相反。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認為，虧損比率上升以及報告盈余衰退主要來自于會計應計數字的變化，而非上市公司經濟績效的實質下滑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