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保八”
制訂一個正確的“救市”計劃的必要前提是正確把握經濟情勢。對中國而言，美國次貸引發(fā)的世界金融危機是一次輸入型危機，而不是中國經濟自身的本征周期（盡管這次周期遲早要來，但不是現(xiàn)在），因此，應對措施就不應該是應對一般商業(yè)循環(huán)的反衰退政策，更不應該不惜代價地支撐高增長速度（今年“保八”明年又該“保幾”）。從長遠說經濟增長的超高速度終歸是要降下來的，急降不如緩降。
本來在去年那個多事之秋之前，中國宏觀經濟調控已經使股市、房市逐漸回歸理性，通貨膨脹也得到有效控制，在奧運經濟的帶動下，經濟運行在良性區(qū)間。世界金融危機在沒有預先征兆的情況下突然發(fā)生，對中國經濟最嚴重的沖擊是出口萎縮帶來的一系列影響，克服這些困難并不是太難的事情。完全沒有必要美國生病，中國吃藥，而且吃一樣的藥。對美國和其他發(fā)達國家合適的救市方案卻不一定對中國合式。
同時，世界金融危機給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一個明確無誤的信號，就是世界經濟體系和各主要國家經濟亟需結構改革和調整，需要改變生活方式。這種經濟系統(tǒng)巨漲落帶來的結構改革是危機的建設性因素，對中國也是一個難得的機會，為我們提供一個改革調整的最優(yōu)國際環(huán)境，我們理當深化改革，改變增長方式，調整失衡的經濟結構，特別是長期高速增長透支國力造成的資源、生態(tài)、民生方面的嚴重問題，舒緩已經十分緊張的社會張力。由于出口大幅下降適當放慢經濟增長速度也是很自然的，這可以通過刺激內需，通過集約化和新的國際市場，調整經濟結構，隨著世界經濟的復蘇，逐步加快經濟增長。應該把重點放在調整中國經濟存在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出口、低消費產生的不平衡，縮小巨額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經濟的增速也應是可持續(xù)的，沒有必要硬撐8%，這樣，中國經濟在應對將來的危機時會更加從容不迫，游刃有余。
在出口可能是較長期衰退的預期并存在嚴重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為什么要硬保經濟高增長，這有什么好處？看來這種不惜代價的高增長政策恐怕主要不是一種經濟學的考慮，而是來自它的政治吸引力。保羅·海恩在《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中指出，“政府政策傾向于反映那些擁有最有利位置的人們的利益，這些人在政治過程中用低成本為自己榨取利益”。即使是民主政府也無法阻止通貨膨脹或者緩和經濟衰退，因為控制政府政策的人覺得，為了減弱經濟活動總量波動而應該采取的行動，對他們而言是無利可圖的。
需要什么樣的增長
“保八”的必要性是令人懷疑的，而用大規(guī)模政府投資的方式來保增長則完全錯了。投資是一根軟繩，它可以拉住車，但不能推車，就這么簡單。貨幣供給不會創(chuàng)造貨幣需求，薩伊法則不成立。貨幣供應與需求的相互作用和普通商品的供給需求遵循本質上完全不同的模式。
我們更需要內生的、高效的、持續(xù)的經濟增長，采用大規(guī)模政府投資只能是緣木求魚。以國家基本建設為主導的政府投資并不能有效地刺激內需，促進民間投資，對擴大就業(yè)和結構調整也是低能的。中國擴大內需的最大障礙是高儲蓄，高儲蓄則來自廣大消費者（不包括富裕階層）對未來，對醫(yī)療、對教育的擔憂，因此，要內生地持續(xù)地擴大內需（在世界金融危機后，這對中國經濟的轉型是成敗攸關的），必須用更多的資源來解決百姓憂慮的民生問題，這些民生問題的舒緩會成倍地釋放內需?！熬仁小闭顿Y應以民生、新能源、環(huán)保為主導。
當然，立竿見影，大規(guī)模政府投資會很快帶來經濟增長，但是，在世界金融危機仍不確定的情況下，很難激發(fā)民間投資和經濟景氣，它注定是短暫的繁榮。
更重要的是這輪外生投資和貨幣供給沖擊將對經濟系統(tǒng)帶來意外的擾動，扭曲市場信號，貨幣需求更加不穩(wěn)定。增加貨幣供給和低利率帶來的廉價信貸，保增長的政治氛圍會使很多企業(yè)（主要是國營企業(yè)）盲目投資，因為原來不賺錢的投資在廉價信貸條件下都利潤豐厚。從而更一步加劇產能過剩。但是，由于信貸擴張不是以儲蓄增長作為后盾，這種繁榮是無法持續(xù)的。很快無節(jié)制的信貸擴張將不得不停止，通貨膨脹不可避免，資源、人力成本和利率都將上升，投資人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誤讀了市場信號，錯誤估計利潤預期，但一切都晚了。他們只有取消項目，解雇工人來扭轉局勢，很快資產泡沫破滅，企業(yè)倒閉，經濟衰退接踵而至。而真正狼來了的時候，我們的彈藥卻已經用完。
通貨膨脹是杞人憂天嗎
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政府如此大手筆，四萬億政府投資打開了銀行的“潘朵拉匣子”，信貨擴張聞風而動，僅今年上半年新增銀行貸款7.37萬億元，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28.5%，這已經是令人寢食難安的事態(tài)了，但央銀一再信誓旦旦地聲明這不會引起通貨膨脹，我們不明白這是為什么？
倒是保羅·克魯格曼說了真話，他在《時代周報》的文章中批評那些對美國拯救經濟的財政政策橫加指責的經濟學家。“讓通脹恐慌見鬼去吧”。他認為“現(xiàn)在可不是正常時期。銀行并沒有把多余的儲備金貸出，它們只是坐在儲備金上不動，實際上，銀行正在把錢送還給美聯(lián)儲。因此，美聯(lián)儲根本就不是真的在印鈔票?！笨唆敻衤贿^是重復通貨學派和銀行學派無謂的爭吵而已。我們可能更賞識保羅·海恩的說法，“記住鈔票只有在銀行系統(tǒng)之外持有時才叫貨幣”。通貨膨脹的實在威脅來自流通中的貨幣，那么定義貨幣供給應主要是指金融中介機構如銀行的負債，而不是央行貨幣。它是內生的，而且它隨金融中介機構可提供的信用額而變化，并同高能貨幣保持著復雜關聯(lián)。次貸危機已經表明，央行能通過所謂貨幣乘數(shù)來控制貨幣供給是一廂情愿。這里是“沒有航標的水域”。有趣的是克魯格曼最后說：“還過，說到通貨膨脹，我們唯一需要恐慌的就是通貨膨脹恐慌本身。”這才是他的本意，美國消費者對適度通貨膨脹有足夠的承受力，而美國經濟現(xiàn)在也需要通貨膨脹的預期來打開消費者的錢包，但是，中國消費者對通脹的承受力是極度脆弱和敏感的，要謹慎行事。一九八八年的價格闖關和通貨膨脹殷鑒不遠。
問題還沒有完，肆無忌憚的信貸擴張不可避免地導致通貨膨脹（至少是結構型通脹）。通貨膨脹無處不在，它一直是一個貨幣現(xiàn)象，但不要忘記，“惡性通貨膨脹無處不在，它一直是財政不平衡的結果”（保羅·海恩）。當然，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可能與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有關。但是2009年的中國同1929年美國面臨的問題和經濟環(huán)境都完全不同，當前中國更應該吸取的教訓應該是20世紀20年代貨幣擴張導致的1929年的股市暴跌，其結局是30年代的大蕭條！更值得關注的是信貸過度擴張帶來的與日俱增的銀行風險，同時我們不可能實現(xiàn)，也不可能承受用透支稅收的方式來維持大規(guī)模的政府投資，維持虛假的繁榮，其結果只能是不堪重負的財政赤字。那時，政府就只有用通貨膨脹來剝奪公眾財富以擺脫困境，那將是惡性通貨膨脹和少數(shù)人暴富，以及通貨膨脹帶來的衰退——“滯漲”。
美聯(lián)儲亞特蘭大銀行的羅伯特·漢姆費爾的一段話應該是一個啟示錄，“當人們抓住了整個問題的關鍵之處，我們（貨幣系統(tǒng)）可悲的荒謬之處，以及（美聯(lián)儲）令人難以置信的無助，就會變得如此明顯。貨幣是人們最應該調查和思考的問題，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廣泛地理解這個（貨幣）系統(tǒng)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則我們現(xiàn)在的文明將會崩潰”（宋鴻兵編著《貨幣戰(zhàn)爭》）。我們現(xiàn)在就應該讓人民不受貨幣的愚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