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闡述了會計政策選擇的本質特征，探討了契約關系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相關問題，并從完善契約關系的角度提出了規范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若干建議。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是一種經濟、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對企業各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分配關系有重要影響。
一、會計政策選擇及本質特征
會計政策按其制定和選擇主體的不同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宏觀會計政策是指一國政府或政府授權的機構為了規范企業會計行為、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實現一定的社會經濟目標而制定和發布的會計準則、規范的總和，其核心是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政策則是企業在宏觀會計政策的范圍內，根據企業的具體情況所選擇的反映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會計原則、程序和方法的總稱。筆者所討論的是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問題。
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28號——會計政策、會計估計變更和差錯更正》指出：會計政策是指企業在會計確認、計量和報告中所采用的原則基礎和會計處理方法。
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制定的《國際會計準則第8號——當期凈損益、重大差錯和會計政策變更》中對會計政策的定義是：企業在編制財務報表時所采用的特定原則、基礎、慣例、規則和做法。
美國《會計總則委員會意見書第22號——會計政策的披露》對會計政策的定義是：企業管理部門依據一般公認會計原則，為公允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財務狀況變動以及經營成果，在編制財務報表過程中所采用的特定原則以及為遵循這些原則而采用的方法。
可見，企業會計政策是企業管理當局作出的選擇，是為企業會計核算和對外編報財務報告的目的服務的。一般來說，會計政策既包括總的、指導性的會計原則，也包括相對具體的、體現會計原則的會計方法，二者共同構成了會計政策的基本內容。會計政策選擇則是在既定的可選擇領域內，根據特定主體的經營管理目標，對可供選擇的會計原則、方法和程序進行定性、定量的比較分析，從而擬定會計政策的過程。
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貫穿于從會計確認到會計計量、記錄、報告諸環節構成的整個會計過程，會計過程其實就是會計政策選擇的過程。企業選擇不同的會計政策會產生不同的會計信息，導致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不同的利益分配結果和投資決策行為，進而影響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和結果，正如邁克爾·查特菲爾德所說：“倘若使用了不恰當的會計方法，就可能將投資者引入歧途，在資本市場上，資源就會被錯誤地配置。如果說財務報表是一種資源分配的手段，那么，相互對抗的會計方法的濫用就會導致在整個經濟中低效率地分配投資資本”。因此，企業各利益相關者都重視和關注會計政策的制定和選擇問題。會計政策在形式上表現為會計過程的一種技術規范，但其本質上是一種經濟和政治利益的博弈規則和契約安排。
二、契約關系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研究
契約理論認為，現代企業是一系列契約的結合。由于會計收益在契約中的重要性以及會計政策本身的契約特性，為了管理和協調委托代理關系，避免某些利益集團產生有損企業價值最大化的行為，就產生了如何進行會計政策選擇的問題。從會計學的角度看，會計政策選擇就是怎樣為企業代理契約關系的確立和考核提供公平合理的衡量基礎。
根據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代理人的管理當局是自身效用最大化者，當發布公允的會計信息可能損害其效用最大化目標時，管理當局就有動機進行會計政策選擇。西方實證會計研究的結果證明，企業往往通過借助于形式多樣的會計政策選擇與契約安排實現對自己有利的經濟后果。會計政策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規范，形式多樣的會計政策選擇為不同利益相關者取得與己有利的經濟利益和政治利益提供了可能。
（一）管理報酬契約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
現代企業經營權和所有權高度分離，股東與管理當局處于委托代理鏈的兩端，兩者目標不一致，信息不對稱。只要不存在一種能夠反映企業行為的充分信息指標，企業管理當局就會利用其信息優勢侵犯股東權益。管理報酬契約通過對經理人報酬及行為作出的約定，激勵和約束管理者去選擇和實施可增加股東財富的活動，從而控制經理人的道德風險來達到降低代理成本的目的。管理報酬契約是控制代理問題的一種重要方法，檢驗這一報酬契約和會計政策選擇之間關系的假說，稱為紅利計劃假說。
紅利計劃假說認為：1.如果盈利低于支付紅利的最低目標盈利水平，則經理人便有進行“巨額沖銷”的動機，即通過提前確認費用或遞延確認收入，以進一步降低當期收益，從而提高未來期間的盈利；2.若實際盈利高于目標盈利的上限，則經理人存在通過遞延盈利來降低報告收益的動機，因為超過上限的盈利將使他們永遠失去獲得這部分紅利的機會；3.僅當企業盈利界于紅利計劃的上下限之間時，經理人才會如紅利計劃假說所示：篡改盈利額來提高分紅的現值；4.如果經理人的分紅計劃中包括了認股權，則他們更愿意選擇平滑收益的會計方法，以保持股票價格的穩定增長。在上述激勵機制中，會計收益被用作確定支付給管理者報酬的重要基礎，因此管理者十分關心對會計收益產生重要影響的會計政策，甚至會為了實現自身效益最大化而利用或操縱會計政策選擇。
（二）債務契約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
債務代理契約關系源于借貸業務，當企業和債權人的債務契約關系發生后，股東和債權人之間便產生了利益沖突，這種利益沖突具體表現為股東或經理人通過各種可能的方式轉移、剝奪債權人的財富。在研究代理關系在債務契約中的作用時，人們假定經理人既是企業的管理者，同時又是股東利益最大化的捍衛者和代言人，即此時代理關系的委托人是企業的債權人，代理人是為股東利益服務的經理人，而債務契約也就是企業經理人代表股東與債權人簽訂的，用于明確債權、債務雙方權利義務關系的一種法律文書，其契約條款一般都是以會計數據為基礎訂立的。債務契約的根本目的在于解決股東與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限制經理人的行為或要求其按一定的原則、目的行事，以保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
由于債務契約的存在，為股東利益服務的經理人存在著通過減少債務價值以增加權益價值的手段將債權人財富轉移至股東手中的動機。但因債務契約的限制，經理人有可能采用避開約定的會計政策、會計程序的方式來實現其目的，正如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的達里懷教授所說，“會計政策選擇提供了一種可降低技術性違約可能性的途徑。一家公司能夠降低違反保護性貸款契約的可能性……且貸款契約中含有保護性條款的公司有更大的動機選擇可加速增加收入的會計方法。”
基于債務契約的研究，國外的學者提出了負債權益比率假說。他們認為，債務契約對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為：1.假定其他條件保持不變，企業的負債權益比率越高，企業經理人便越有可能選擇將報告收益從未來期間移至當期的會計程序，如利息費用的處理、折舊的計提等會計程序都可幫助企業達到調節收益的目的。2.如果在某種會計方法下將發生違約行為，人們將預期管理當局會變更會計政策，以避免這種違約行為的發生。3.企業越是與特定的、基于會計數據的限制性契約條款聯系緊密，企業經理人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當期收益的程序。一般來說，股東增加其權益價值的途徑一是增加企業的總價值；二是將債務價值轉移為股東權益價值。對于企業各利益相關者而言，前者是有效率的契約行為，后者則是機會主義的契約行為。會計政策選擇在上述負債權益比率假說中的作用，會帶來以下兩種效應：一是效率型的會計政策選擇能夠起到降低社會契約成本的作用，使企業的經營更富有效率；二是若代理機制不完善，機會主義型的會計政策選擇將對企業經理人的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行為提供可能。
（三）社會契約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
政府也是企業簽約團體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其本身也是一個利益集團，自利性決定了其參與政治活動的動機是為了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通過制定各種管制性的規章，掌握社會資源的控制權，而會計數據常被用來支持政府的現行法令或成為實施新政策和法令的理由。如果某些企業存在著由于政治活動而引起的潛在財富的轉移，那么可以假定其管理當局將采取能減少其財富轉移的會計政策。通常，較低的報告贏利會減少政府采取不利于企業的行為和增加政府對企業進行補貼的可能性，尤其是那些可能引發危機而備受指責的企業，其管理當局相對于未受到政治壓力的企業而言，更樂于采用能減少預期盈利變動的會計政策。
企業的經營和管理不僅僅是一種純粹的經濟活動，它常會受政治活動的影響并參與到政治活動中去，政治活動對企業管理當局選擇會計政策的影響也是現代實證會計研究的內容之一。國外學者認為，政治活動是一種為轉移財富而進行的競爭，這種競爭將導致企業財富部分地被轉移至管理者之外的個人手中，這種由于政治活動的存在而對企業造成的種種損害被稱之為政治成本。政治成本往往與企業的規模以及企業在市場中所占的份額相關。一般而言，大企業承擔的財富轉移額要大于小企業，因而大企業比小企業具有更強的政治敏感性。由于會計信息在政治活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因此政治敏感程度的高低也成為影響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重要影響因素。
政治成本對會計政策選擇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尋租成本。現代社會中的尋租行為主要是尋租者從政府手中尋求某種特權，其對會計政策的影響主要是謀求會計準則的制定權和具體會計準則的選擇權。一旦會計準則制定的權利分配完畢，尋租者只有在現有的會計準則格局內，通過某項具體會計準則的選擇實施有利于自己的規定。在這一過程中，尋租者獲得了租金利潤，但對于整個社會而言則產生了尋租成本。2.稅負和收費管制成本。 稅收會增加企業的成本，減少其現金流量。因此，企業管理當局總希望通過各種努力降低現實和潛在的稅負，包括對現行會計方法的選擇和可能出臺的準則的游說，以便制定出有利于企業的會計準則。3.不對稱損失函數。在現實經濟活動中，人們對損失、失敗的敏感度總是高于成功和收益。因此，政治活動之一就是限制一切造成損失的可能性。
三、會計契約關系的完善與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規范
會計契約關系涉及到與會計信息的生產、需求以及會計政策制定和選擇有關的各方利益主體，會計政策的選擇是各利益方相互博弈的結果。因此，企業的契約本質、會計政策的契約特性以及契約的不完備性決定了完善會計契約關系、規范會計政策選擇的現實重要性。
（一）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高會計政策選擇的公允性
公司治理結構是現代公司制企業在領導、管理、激勵、約束方面的制度和原則，涉及公司各利益相關者之間在責、權、利上的劃分和相互制衡，是一種相互的控制關系和制度結構。會計系統是在一定的治理結構下運行的，公司治理結構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企業會計政策的選擇以及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內容和質量。因此，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對保證企業會計政策選擇的合理性以及公司治理各相關利益主體做出正確決策具有重要意義。
（二）明晰產權，發揮產權制度對會計信息生成過程的規范和界定功能
產權關系的明晰，一是可以促進股東追求資本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各利益相關方與管理當局之間明晰了契約關系，有利于會計系統目標的實現。它既允許和鼓勵企業根據交易費用的高低來選擇會計政策，又可以發揮會計準則的激勵約束和資源配置作用，使企業進行會計政策選擇時減少隨意性，盡可能地反映各利益相關方的價值和利益。
（三）建立報酬和業績相對稱的激勵機制
進一步探索與上市公司業績掛鉤的股票期權激勵機制，制定長期的經理人經營績效評價標準，使管理當局的目標函數與所有者的目標函數趨于一致，以增強公司管理當局對股東的責任心和忠誠度,減少經理人的道德風險，限制經理人為個人利益濫用會計政策選擇來操縱利潤、損害各利益方利益的行為。
（四）制定會計準則時應充分考慮會計政策的經濟后果、政治成本以及會計政策選擇的利弊，以減少會計政策選擇中的機會主義行為
在兼顧統一性和靈活性的前提下，應盡可能地縮小同一會計政策的可選擇范圍。監管部門應改革資本市場管制措施，采用多重會計與非會計的方法與機制對企業進行管制，以遏制企業當局利用會計政策選擇操縱利潤、逃避市場監管的行為。
（五）借鑒美國會計準則制定的“充分程序”
尊重多方利益關系人干預會計準則制定的行為，鼓勵各利益主體參與到會計準則的制定過程中（其中既有學術界又有企業界；既有政府部門又有民間組織；既有審計機關又有會計職業團體），使會計準則制定機構形成一個開放的系統，使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所確定的會計空間盡可能地與利益空間相吻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