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準則與制度的差異
從理論上講，準則與制度無論在內涵還是外延上都存在差別：在內涵上，兩者的指導思想是截然不同的。在國外，準則的制定，以英美為代表，其指導思想是“指導性”，因此以原理為導向：制度的制定，以法國為代表，其指導思想是“指令性”，因此以規則為導向。這一差別是準則與制度的根本差別，并最終導致了它們在外延上的差別。
準則以原理為導向，側重于確認和計量，其內容比較抽象、簡略，需要會計人員運用較多的專業判斷，對會計人員的素質要求比較高。而制度則以規則為導向，側重于記錄和報告，其內容比較直觀、具體，不需要會計人員運用太多的專業判斷。二者對規范內容的分類也不同，準則按照經濟業務進行分類，制度則按照行業進行分類。
2 準則的國際化發展趨勢
由于準則的指導性，使得準則具有較強的靈活性。而制度具有強制性，導致會計人員只能機械照搬。例如，《企業會計制度》第133條規定：“重大會計差錯一般是指金額較大，通常某項交易或事項的金額占該類交易或事項的金額10%以上，則認為金額比較大。”依據這一標準，如果某項交易或事項的金額占該類交易或事項的金額9.99%，其與10%并無實質性區別，但按制度規定卻不屬于重大會計差錯。相比之下，國際會計準則就沒有選用10%這一主觀判斷標準，只是在第8號準則《當期凈損益、重大差錯和會計政策變更》中規定：在偶然的情況下，一項差錯對以前某期或若干期的財務報表的影響，其重大程度使得那些財務報表不再能視為在其發布時是可靠的，這類差錯稱作重大差錯。
而且準則在制定和修訂上要比制度靈活。另外，采用制度的形式也與國際潮流相逆，不符合與國際慣例接軌的原則。大陸法系國家，比較典型的如法國，均采用了制度的形式。而實際上，近年來，采用準則的形式已成為國際會計界的趨勢。例如歐盟委員會在2000年6月做出財務報告的戰略性檢討，建議所有歐盟成員國上市公司最遲由2005年開始使用國際會計準則作為編制財務報告的單一會計標準，并允許非上市公司按國際會計準則編制財務報告。
根據上述分析，采用準則似乎是最佳選擇，然而，制度并非一無是處，它對我國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資本市場的需求是準則制定與發展的最直接的動力，而在我國，直接融資并沒有占到統治地位，加上我國還是一個經濟轉型國家，資本市場欠發達，國家作為財務信息主要需求者和信息披露調節者的作用更加明顯。因此，統一的制度更能適應這一要求。其次，我國會計人員的素質不高是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這給會計實務工作帶來了很多問題。另外，當前我國會計信息失真現象嚴重，一方面，一些上市公司會計人員利用準則的漏洞，粉飾利潤，另一方面，民間審計人員出具虛假審計報告的現象也較為普遍。例如：“銀廣廈事件”和“鄭百文事件”中所暴露的會計師事務所與上市公司勾結出具虛假報表，蒙騙廣大投資者的事實等等。準則給了會計人員更大的自主決策空間，這無疑在客觀上也為一些會計、審計人員作假提供了方便。
雖然從理論上說，準則與制度的指導思想是對立的，然而如上所述，在我國，統一會計制度仍有其存在的土壤，但從長遠的角度看，會計制度終將被準則所取代。我國的《企業會計制度》總體上具有制度性質，但也具有某些準則的因素，實際上是過渡期的特殊產物。例如，《企業會計制度》對應收賬款的壞賬準備、存貨跌價準備等的計提都不再規定一個硬性標準，而由會計人員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判斷。另外，我國在頒布并執行《企業會計制度》的同時，還將繼續制定、修改會計準則，我認為，當前這種既采用統一會計制度又頒布會計準則的雙軌制模式是適合我國國情的。不顧國情，貿然采用甚至全盤照搬國際會計準則或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只能引起業界的混亂。當然，“不能說我們強調會計準則要適應中國特色，就把一些需要改革的、實際上已經不適應當前經濟環境的東西繼續保留下去”（現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語），應對之道在于，執行統一會計制度的同時，大力宣傳關于準則的理念，培養會計人才，為最終實現我國會計規范從制度型向準則型的平穩過渡做努力。
